1941年民盟成立时的名称为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，后于1944年改称“中国民主同盟”。
75年来，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，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、民族的崛起和复兴而不懈努力和奋斗。75年间，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之间风雨同舟、肝胆相照的故事，不乏波澜壮阔，也不乏情谊深长。
让我们把目光投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与民盟的一次“君子协定”。那是1946年的1月10日，重庆，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（俗称“旧政协”）正要召开。中共与民盟的“君子协定”，就是在这次会前达成——双方约定，在会上采取一致步调，互相支持，共同斗争。其实关于中共与民盟之间的合作风格，1945年10月毛泽东与张澜会面时就已定下了默契。
正是在中共和民盟的充分协商和默契配合下，最后促成会议通过《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》《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》等五项协议，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。
这是中共与民盟一次精诚合作、互助共赢的生动实践。
会前：大公无私——共产党鼎力助民盟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，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包括民盟的一再呼吁之下，蒋介石被迫做出“和平”姿态，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。（图为1945年8月28日，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受到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等欢迎。左起：张澜、邵力子、郭沫若、傅学文、张治中、毛泽东。）
谈判期间，毛泽东曾三访特园，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就国共谈判、民盟与中共配合等问题交换意见，毛泽东称赞张澜是“老成谋国”。10月10日，国共双方签署了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（即《双十协定》），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。（图为毛泽东到访的特园客厅。）
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名额，《双十协定》决定由国共双方商定。最初商定的名额是：国民党9人，共产党9人，民盟9人，社会贤达9人，共36人。
因为社会贤达的代表名额也是由国共双方共同商定，能自主推定名额的民盟就显得尤为重要起来。国民党为掌握多数，便琢磨着对民盟实行分化瓦解之策，以此来孤立共产党。当时民盟内部政治情况的复杂，也正好给了蒋介石可趁之机。
当时的民盟，还是一个联合了“三党三派”的政治党派，里面有中国青年党、国家社会党（后改称民主社会党）、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（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）和中华职业教育社、中国乡村建设协会、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（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）。国民党的阴谋就是拉拢扶持中国青年党，让其强硬要求在民盟的9个名额中独占5个，以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。
有着三党三派，并还有着为数众多无党派人士的民盟，当然是断然拒绝了青年党的无理要求。但在国民党支持下，青年党悍然表态：“一定要5席，这不是讨价还价的问题，如若民盟不同意，青年党就要作为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会议”。国民党这时马上跳出来，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脱离民盟，拥有5席，民盟减少2席的要求。民盟数次向国民党申诉，欲保持9席，国民党置之不理，一面是名额被瓜分出去，一面是名额如何分配，民盟面临着极大的难题。
此时，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议，青年党可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，其5个代表名额由中共让出2名，国民党让出1名，另外将代表总额再增加2名；民盟原定的9个名额不动。共产党这一顾全大局，主动让步的做法，让国民党始料未及，不得不接受这个分配方案。最后商定的名额分配就是：国民党8名，共产党7名，民盟9名，青年党5名，社会贤达9名，共38名。
民盟在中共的帮助下解决了难题，也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共患难与共、真诚相助的战友情谊。对中共这种以国事为重的大气魄，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：“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，为国为民！”自此，青年党分裂出去后的民盟，内部更为团结，也更为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边。
会上：亲密战友——结同盟达成诸协议
1946年1月10日，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。会议分成改组政府组、军事组、施政纲领组、国民大会组和宪法草案组。（图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步出会场。前排右一为民盟中央主席、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张澜。）
会议期间，不论大会还是小组会，以张澜为首的民盟代表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，按照会前达成的“君子协定”全面合作，结成亲密同盟。会上双方有重大的行动和主张，或是遇到重大事项，彼此都先接头交换一下意见，采取一致步调，互相支持配合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们非常忙：白天开政协会，晚上双方还要在一起开小会。
比如在国民政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，当时国民党一党独大，只余所剩不多的名额分配给其他党派，青年党还在其中捣乱。为此，周恩来与张澜多次协商，周恩来提出联合争取名额，确保取得否决权的方案，并表示在名额的内部分配上完全考虑民盟的需要。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，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的表决法规定“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，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，须有出席委员2/3始得通过”，国大表决法规定：“讨论的提案，须经出席代表3/4的同意，才能形成决议”。
争论最激烈的是“军队国家化”问题。国民党坚持首先“军队国家化”，然后才能“政治民主化”，妄图吃掉人民军队；共产党则针锋相对，提出首先“国家民主化”，即政治民主化，然后才能军队国家化，并建议双方军队同时交民主联合政府及其统帅部。民盟支持中共提案，提出《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》，明确表示：裁军方案由“政治协商会议审核通过后，交改组后的政府执行”，也就是说，先改组政府，后整编军队，先政治民主化，后军队国家化。经过激烈争论，勉强达成《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》，通过了“军队属于国家”“军党分立”“军民分治”“以政治军”等原则规定。
1月31日，政治协商会议闭幕，通过了《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》《和平建国纲领》《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》《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》《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》五项协议。旧政协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达成，是中共与民盟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斗争的结果。
在蒋介石的眼里，民盟简直就是中共的外围组织。他在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本日共党外围所谓民主同盟者对我政府之攻讦与要挟……”。中共与民盟合作的默契，彼此间高度的信任，却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会后：共克时艰——民盟与中共携手奋斗
此间的患难与共，使中共和民盟进一步加深了肝胆相照的战斗友谊，取得了政治共识和合作经验。尤其是民盟，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决心。
与此同时，旧政协各项决议笔墨未干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，就被国民党肆意破坏捣乱，是为较场口血案。紧接着，中共《新华日报》和民盟《民主报》的营业部就被捣毁。其后，国民党又公开撕毁政协协议，发动全面内战……
1946年7月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、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杀身亡，中共与民盟同声声讨……
11月，国民党违反旧政协决议，单方面在南京召开所谓 “国民大会”，中共与民盟共同抵制，拒绝参加……（图为当时报纸有关民盟、中共拒交“国大”名单的报道。）
1947年2月，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、上海和重庆等地代表和工作人员全部撤离，中共代表撤返延安前，将三处的房屋、财产等全部委托民盟代管……
10月底，国民党宣布民盟为“非法团体”“严加取缔”，在国民党高压之下，11月6日，民盟总部被迫解散。中共交托民盟代管的房屋财产，此时也被国民党南京市政府劫收。
在国民党制造的腥风血雨之中，在与中国共产党共克时艰之时，民盟最终得出了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”的结论。1948年1月，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，决定恢复民盟总部，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，为实现民主、和平、独立、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。会议通过的《政治报告》中这样写道：“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，一切所谓‘中立’、‘中间’的说法和幻想，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”。
1949年9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，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合作翻开新的一页。